庐山会议虽然是当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史实,牵涉到许多“敏感”的人事,
但毕竟过去30 多年了,可以到“任人评说”的时候了。我们许多老同志尤
其红军老同志,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,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。
我们的党史上有许多有争议之事,待做正确结论;不论怎样,直接或间接
的当事人,将它写出来,尽管不完善甚或有错误,我总觉得写出比不写出
好。否则,人亡事灭,说不定历史会留下空白点或竟成为千古之谜。因此,
史学界所谓要“抢救活资料”,是很有道理的。在庐山时,我亲自听到彭德
怀说过,“我一生不留笔记与文件”。但为了要澄清对自己多年沉重的种种
历史误解(“三七开”,执行立三路线,打长沙,打赣州,会理会议,军分
会指示,二次王明路线,百团大战,高饶事件,庐山会议等),他终于在待
罪闲居时,写了《八万言书》以为申诉;在伤残囚居时,又如实“交代”
了自己一生经历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何等幸运地读到的《彭德怀自述》。
作为当事人,我提供了这样一份史料性东西,自己也觉得是了却了一件
多年来的心事。